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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忠孝谭邦城
    发布者:99shuma 发布时间:2016-07-24 点击次数:
    吴荣康

     

    一、谭邦名溯


    谭邦,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。


    谭邦城,遗存于江西南康的一座明代村城。


    中国以姓为名的村落并不鲜见,李家庄,张家村这样的称谓甚多,《水浒传》中就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叫“三打祝家庄”,南康本地也有大名鼎鼎的历史古村卢屋村,这些村落均是以大族群居而定其名。而谭邦作为一个谭氏聚居的村落,不叫谭屋村,或者谭屋,却带着一个“邦”字,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研究的文化现象。在中国的汉字里,邦,多指古代封国或者贵族领地,是相对较大的一个区域,起码也得州府或县域之大。而谭邦至今常住人口也不过数百,纵然加上春节回家省亲祭祖的谭氏族人,也不过千余人。从村庄规模上看,谭邦的耕地与山林面积,也不过是本地一个中等的村落而已,如何能称得上“小邦寡民”的“邦”呢,这就是要从谭邦的建村、建城的历史源头中寻找答案了。


    据当地谭氏族谱记载,谭邦村起源于一桩军功:明朝谭氏族人谭乔彻因协助官军剿平当地寇贼,在南赣巡抚王阳明的举荐下,为皇帝召见并许以功名。但谭乔彻了却君王事,深藏功与名,未留朝做官,而是捧着皇帝御笔“威武克振”赐匾,回到故乡山野,并被皇帝特许,按明代赣州城的形制,将自家村庄改建成谭邦城,这就是民间代代相传的村城来历。从文字上来看,谭邦城这个“邦”字,一是为“封”意,《说文解字》说,邦,国也。后人注解:“邦之言封也。古邦封通用。”意思为封赦、封赏,就是封建时代皇帝赐给臣下的恩典。谭邦村经过皇帝的特许,因军功封赐建城,带入姓氏为城名,名曰谭邦。其二,“邦”从中国古文字而言,从邑,从丰,“丰”意为“春季三月,庄稼遍地,蓬勃生长”。“丰”与“邑”联合起来表示“靠种植庄稼自给自足的城邑”。谭邦以石为城,自成系统,里头有井,有菜园,有义仓,有村学,有祠堂,有土地庙,过去还有集市,油槽酒肆,肉坊货铺,牛羊满栏,鸡鸭成群,巷陌纵横,样样均全,故民间流传,“谭邦村,关门吃三年”。加之田园在城周,是“自给自足的城邑”,故也是名符其实的“邦”。
     

    二、古村传说


    翻看了嘉靖34年、乾隆18年等版本的《南康县志》,均未见载坪市谭乔彻受封建城之事。对王阳明南赣剿匪之事,乾隆18年《南康县志·武事志》是这样记载的:“明正德十二年,……左佥都御史王守仁(即王阳明)亲率兵千馀,自南康进剿横水、桶冈洞寇谢志珊等,先是分遣都指挥许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,(赣州)知府邢珣,指挥郏文,(南康)知县王天与、张戢,县丞舒富【注1】,各率兵分道并进。出师凡两月,平贼,剿八十四处。”这里讲的横水是指当今崇义县政府所在地横水镇,当时属于上犹县治。正是因为此次平匪后,王阳明上奏朝廷同意,将南康、大庾和上犹三县的一部分乡、村划出,另置为崇义县,希望通过崇尚大义,教化名众,以期永宁。


    然而县志未明载,不见得就没有发生谭乔彻建立军功之事。


    据现在谭氏族人在祠堂里张贴的《谭邦古城》介绍,谭乔彻身材魁梧,武艺高强,原在军中服役。王阳明在平定漳州詹师富、横水谢志珊等匪患之后,遭遇了南赣最顽固的桶冈蓝天凤山寨军。桶冈桶冈,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,地形似桶的山冈,这样的地形往往易守难攻。面对地形陡峭险峻的桶冈与善于山战的山寨军,王阳明带领的官军无计可施。此时,英雄的谭乔彻出现了,他熟悉本地地形,又懂得兵法,就毛遂自荐,为王阳明献上了打入敌内、里应外合、智取桶冈的巧计。精明强悍、有勇有谋的谭乔彻,还主动担任了这枚制敌要害的尖刀。他乔装打扮,以杂货郎的身份,深入敌内,游走在桶冈山寨附近的崇山峻岭之中,并搭建了一个杂货铺,寻机施计。一日,蓝天凤巡山至杂货铺前,看到谭乔彻一脸老实巴交的忠厚相,一口纯正地道的乡音嗓,一身招数不凡的护身艺,就极力邀他入伙,谭乔彻自然允应。蓝天凤不仅把谭乔彻带到了山寨,还收他为义子,视若心腹。而谭乔彻以此身份为掩护,结交群雄,广纳部属,形成自己的势力。在次年大年三十晚上,与王阳明官军里应外合,一举攻破山寨,活捉蓝天凤,上演了明代版的“智取威虎山”。至此,王阳明将“南赣数十年桀骜难攻之贼,扫荡无遗。”桶冈之战后,王阳明屯兵茶寮隘口,设立茶寮隘所,并在此勒刻纪功碑一方,这就是赣南地区著名的《平茶寮碑》【注2】。此役中,谭乔彻的传奇作用,成就了王阳明的军功,所以在向朝廷呈奏的捷报中,他高度地赞誉和举荐谭乔彻。然而,面对即将到来的封赏,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谭乔彻却不愿为官。据民间传闻,他写了一首诗呈给王阳明,以辞厚封,诗曰:


    位卑未敢忘忧国,寸功安得受恩荣?

    汗马驰驱草民责,属下本职一老农。


    王阳明深为感动,也回了一诗:


    百战南赣旌旗红,冲锋陷阵不世功。

    厚禄高官身不居,虎帐长忆老英雄。


    诗之真假不论,但从两诗对应来看,谭乔彻以诗明志,淡泊功名的心态跃然纸上;王阳明以诗述史,慷慨寄情,对谭乔彻的居功不傲、激流勇退之德给予高度评价。


    传说皇帝在得知谭乔彻不愿为官、放弃厚禄,一心要解甲归田的情况下,御笔亲书“威武克振”赐之,并赐建城堡一座,义仓一个。


    正德十三年(公元1518年)谭乔彻此举,让我想到了430多年后解甲归田不要荣誉的开国少将甘祖昌。


    甘祖昌是江西省莲花县人,1928年参加红军,分别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立下赫赫战功,解放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,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,甘祖昌头部三次负重伤,重伤的后遗症使他难以坚持领导工作,领导和同志们都建议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长期休养,但甘祖昌坚决要求回到家乡务农。多次请求多次未准,1957年,甘祖昌抓住机会,当面向来新疆检查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提出申请,终于获得这位上将老乡支持,他回到了莲花县。回乡后,甘祖昌当上了一个朴实的农民,积极参与农业生产,领着乡亲们修水库,建电站,架桥梁,改造红壤田。他还多次辞掉了上级帮助和照顾,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,1986年3月,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,还交待家人“领了工资,先交党费,留下生活费,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。”


    伟大的人格面前,常有相同的选择;浓烈的家国情怀面前,认同往往高度一致。谭乔彻甘祖昌两人,一个是封建社会的草根农民,一个是新中国的开国少将,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,他们自视为战士、为国民,或孤胆深入,或带兵血战,均是赴汤蹈火,慨然前行。而一旦胜利降临,大剧落幕,他们就坦然地告别这个舞台,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留恋。他们在进和退的选择之间,在特殊的待遇和淳朴的平民生活之间,选择何其相似,距离如此相近,体现出了自己的人格追求与价值评判,更展示出自己对脚下这块土地的真挚情感与炽热爱恋。
     
    【注1】南康县丞舒富,在他领兵协同剿匪后,受命督工营造崇义县城,并出任崇义首任县令。
    【注2】《平茶寮碑》位于崇义县思顺乡西山界村桶冈小组,镌刻在一块独立的岩石上,虽经历史岁月的风蚀雨淋,笔画稍有洇漫,但整体清楚,字体宛然。1997年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     

    三、筑城卫邦


    我们到谭邦村探寻时,莲花山下,“碗”形盆地,良田缓丘,河溪潺潺,村舍人家,阡陌交通。这些田园牧歌式的农村,为何要建立一座偌大的坚固堡垒来拱卫呢?未解之谜的还需要在久远的历史中继续追寻。


    谭乔彻衣锦返乡,虽未封妻荫子,但得到了很大的恩赐,就是允许他修筑城堡,这是光宗耀祖的直接体现。在古代礼制盛行的封建社会,要修筑多大的门楼,住多大的房子,甚至穿什么配饰的衣服,得有相应的功名才能依礼行事,没有功名再有钱也不行,否则就是僭越、悖逆,罪小下狱,罪大族诛。谭邦城能被允许修成一个形制与规模都达到一定程度的城堡,没有官方的认可支持,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,是不可能实现的,而军功是最好的理由与依据。


    建城堡是皇帝特赦的,这是朝廷的恩典,是真正的恩典,这也与当时南赣地区复杂的形势相关的。当时的南赣地区,虽然延及几十年的匪乱已平,但仍不是很开明教化之地。客家人与瑶畲杂居山野,民风彪悍,民情族情非常复杂,所以一旦有事,山寇巨贼占据洞巢,寇民相混,极易导致“数十年桀骜难攻”的无政府主义局面。王阳明虽然平定了叛乱,但认识到对缴械乱众的教化是漫长的,他说“破山中贼易,破心中贼难” 【注】,就是此理。桶冈之战结束后,官军自然不能长驻崇义,部分被击溃的流寇到处流窜,上山落草了几十年的“好汉”们习惯大口喝酒吃肉、大秤分金的日子被打破,怎能不怀恨在心,找到冤家对头来报仇?崇义桶冈与南康坪市的谭邦村相隔并不太远,这些“好汉”们心狠手辣,报起仇来绝不会比座山雕、马大棒子们手软,你破了我的山寨,我就要诛尽你的族人。所以,建一座城堡,就是给予一个防御,一个生命的防御。有了这座附近十里八寨未有过、甚至堪与县城媲美的坚固城堡,如小股流寇发动偷袭,谭氏族人就马上关上城门,调遣村丁守城,一般量级的冲锋还是挡得住的,为派出人员到赣州或者南康告急救援争取时间。所以赐予谭乔彻以一座城堡的修筑权,远远比赐予他高官厚禄更贴近需要,更富有人性。


   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修筑一个城堡还可能有更深的一层含义,就是对赣南重重大山的猖獗匪患进行防范与威慑。


    明代地方的军事制度,采取的是卫所制度。所谓卫所制度,指的是军人的军籍是世袭的,卫所军士皆有定籍,驻守地方,兵农合一,屯戍兼备。《明史》曰:天下既定,度要害地,系一郡者设所,连郡者设卫。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,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,百又十二人为百户所。谭邦村作一个百户所是没有问题的。这种制度有一些优点,即是军队人数确定,如不是遭逢极大的乱事或外敌入侵,兵源没有问题。再加上采取兵农合一制,军人屯戍兼具,政府无须花用太多的军费,在养兵上就比较轻松。王阳明在南赣巡抚平匪之后,施行了一个著名的乡村治法,叫“十家牌法”,这个制度对于后世影响极大,一直影响到了民国时期赣南地区的治理。它是起于宋朝带有军事性质的户籍管理制度,到了明代,王阳明把它改造成乡间管理方法。它规定每十家为一牌,牌上注明各家的丁口、籍贯、职业,由各家轮流巡查。一家隐匿盗贼,其余九家连坐。如有人口变动,需向官府申报,不然被认定为“黑户”而可能被捕捉。直至民国时期,蒋介石出于“围剿”红军的需要,从王阳明治理南赣得到启发,在赣南地区还曾大力推行保甲连坐制度。


    明朝廷同意谭乔彻修筑谭邦城,利用“退伍军人”带头推行“十家牌法”,推动保甲制中的团练作用,目的是十分明显的。按照“十家牌法”规定:从保甲中“拣选民兵”,“将所属各县捕快,通行拣选,委官统领操练”,就是说,让谭乔彻作为一个有过作战经验、武艺高强又有军功在身的人作为民间保甲首领,在谭邦村或者附近村寨中挑选村丁作民兵,闲时操练,战时上阵,这是保乡安民的最合适人选。谭邦城作为一个功能突出的军事据点,具备了防御的各项功能,自然是百户所指挥点的不二选择。另外从地理上看,南康县呈狭长地带,县城远在南部,北部最远处的隆木乡离南康县城还有50多公里,谭邦城作为一个半军事设施的存在,以及以谭氏族丁为主的团练保丁的存在,对维护南康北部山区诸乡村的安全稳定,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。所以谭邦城的修筑,不简单是回报军功的设施,还有更多维稳与军事威慑的考量。可以这样说,是英雄造就了谭邦城,也是社会稳定需要谭邦城。
     
    【注】王阳明针对南赣民众教化不够、与山匪土寇关系互通的实际,除《十家牌法》外,还推行了两个治法,即举乡约,办社学。举乡约就是颁布《南赣乡约》,以乡规族法民约来实现乡村治理,内容包括道德上的彰善表扬和制度上的惩恶刑罚。办社学就是在各县大办学校,让百姓读书明理,接受文化教育。
     

    四、营造之道


    穷山僻壤,平地惊雷,数百名工匠,开山劈石,垒墙建城,历时三年,一座气势壮观的石头城诞生了!谭邦城的介绍词描写得非常形象。


    传说王阳明接到朝廷同意建造谭邦城的敕令之后,亲自为谭乔彻设计城堡。

    作为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和军事家,王阳明对建筑风水与堪與文化有着极深的造诣。他仔细勘察了谭邦村地形后,认为此地是一个“碗形”风水格局,必须配以丰沛的水系来布局营造城堡村落,才能运山成形,藏风聚气。他借鉴了宋城赣州的营造法式,依山就势,引水造水,把城堡建成一个巨大的龟形村落,龟首傲视地势平坦、位置稍低的坪市墟,龟尾连接城后屏风状“网形山”。视谭邦河像一根玉带,围着城堡弧形流过,形成“腰带水”或“金腰带”风水格局。又围绕城堡开挖365个池塘,使之像明珠一样串在城之四周,使龟形有水,成就千年之龟。我们知道,在村落营建中,池塘是个好东西,天旱时灌田,天涝时蓄水,又可养鱼养鸭,浣衣洗物,一旦有战事发生,又可以作为地形障碍,迟滞敌人的集团式进攻。后来,这些池塘在谭氏族人眼中果然成了宝,在族规中规定,后代子孙只能修补与掘建新塘,不可以随便毁塘填塘,还规定每年只准捕捞一个池塘的鱼。这些规定,使大量的古池塘得于保存,与古城邦相映交辉,不断滋润着龟形的石头城,极大地增添了谭邦古城的灵气与古韵。


    城外有池塘,一进城门还是池塘。祠堂和义仓前面有两口大池塘。城内为什么还开掘池塘呢,看了谭邦的地形就明了了。谭邦城呈现南低北高形态,各式房子依地形而建,鳞次栉比。南方雨水很多,一旦下雨,雨水或入檐沟,或入天井,顺势从沟涵中流出,直入池塘。蓄水之后,又可以发挥多重作用,一是如发生火灾,倾村而动,直接从池塘取火灭火,或是外敌入侵,欲用火攻的话,也可直接取水御敌;二是村边是墙,村内祠堂,从风水角度而言,祠堂前面要明堂广大,才能视野开阔,气韵流动。若只留置空地,则易为族人建房占用,并易发生争执,而挖池塘的话,蓄水养气,留置明堂,一举多得。其实这种祠堂前面挖置池塘的布局,在赣南客家建筑中最是寻常不过的了,很多的祠堂前都引有活水,没有活水就挖置池塘以营造活水。


    说起池塘与祠堂之间的泄水暗沟,也多是赣南民居的一个谜。在赣南民居中,大厅堂一般都有一个的天井,有采光与迅速排水的作用,也有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。天井的排水管涵一般都非常隐蔽,排水窗一般都是石刻的,装于天井壁中。神奇的是,这种幽深弯曲的小阴沟在屋宅建好之后,就再也不用疏通(也无法疏通),从来不会堵塞,降雨再大也排得掉。于是就派生了诸多的传说,有的说阴沟砌成之时,里头放置了两只幼小乌龟,因为两头安装有水窗,它们只能终年在沟内爬行生活,反复搅动淤泥,雨水一冲,淤泥就冲走了,这就是天然环保卫士。而谭邦村大祠堂下的阴沟更是神奇,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对我说,在他们少年时,夏夜可常常见到有竹篙粗的两条白蛇,从阴沟中钻到池塘边来戏水乘凉,不过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再也未见过了,不知在不在了。言语之后,怅怅地望着青绿色的池塘,久久不曾吭声。

    谭邦城称其为城,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城墙与城门。


    谭邦四周曾经城墙连绵,东南西北四座城门雄视四面的逶迤大山,麻条石粗砺厚重,棱角坚硬,城楼高耸崎纵,墙上箭垛射孔布置精当,瞭望火力配备合理,是带有明式特点、讲究质朴实用的军事要堡。从现存的南城口看,门洞稍小但深,不是大型车仗能进入的。原城门不见踪影,但城门横档窍穴幽深,极利于防御。谭邦长住的人口不多,从城内两口井的出水量来看,要供千余人口饮用是足够的,所以城门大小也是合适的。


    在客家民居中,最重要的建筑就是祠堂,祠堂是一个宗族的心灵皈依处、族事议集处,族人的婚丧嫁娶、生老病死往往与祠堂有重要关系,所以一个村落最好的地域也就是风水最佳的地段往往用来建造祠堂。只有祠堂位置确定了,其他的建筑就以此为中心,逐次展开。


    谭邦村的建筑格局也不外如此。它最古老的祠堂是一座在半山腰的平常客家土房子,门楣上题写“谭氏宗祠”,据说是谭氏的开基祖厅。从南康地名志上得知,谭氏祖谭彦祥是从湖南茶陵县迁至此,已历30余代。在祖厅边上,有一个叫“彦祥厅”的青砖建筑,应该是在建造谭邦城之前就有的建筑,并不奢华,但是墙体斑驳,很有历史感。


    谭邦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后来修造的上祠堂、下祠堂,也就是叫孔发堂和中和堂的数幢建筑。祠堂门口的石狮子很有特点,可能考虑到小孩害怕,所以不是以张牙舞爪威猛气势取胜,而是轻灵瘦长神态亲和见长,显示出家庙狮子的人性亲情。可能是用麻条石镌刻,刀法体现不出细腻,在几百年的抚摸下,线条已近洇灭,但更见可掬憨态,包浆丰富。祠堂外墙,从麻条石屋基直到顶檐,一水儿的硕大硬实青砖,粗大的原木房梁。砌砖工艺勾缝严谨,砖青浆白,棱角分明,虽历数风雨摧袭,依然古色斑斓。厅堂内,空间深阔,廊柱重重;檐下彩绘,人物故事,花鸟鱼虫,虽几经破坏,仍可看出昔日神韵。这些厅堂,风格上是南赣地区的典型代表,适度装饰但不奢华,简洁但不简陋。遥想当年,威武克振的谭乔彻将军解甲归田后,定是常在村中召集族人议事,三通鼓毕,在祠堂一坐,面对村中诸老和各房族人,广议团练、祭祀、婚嫁、修谱、稼穑诸事,很有中军帐调度兵将、安排攻防的帐前运筹帷幄之气势。
     

    五、耕读为本


    家有家法,族有族规,中国素有皇权不下乡村的政治习惯,乡绅治村传统经历千年,其实是符合中国传统政治道统与文化信仰的。在封建社会,乡绅主要由科举得中而未入仕或者未考中的士子、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、退休回乡或长期在家乡养病的中小官吏、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,像谭乔彻有军功又不外出当官的“退伍军人”就正属此列。


    乡绅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,等同于民又在民之上,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主要维系力量。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熏陶,知书达礼,又支持举办乡学、兴办善堂、主持和决断族事家事,并热心于捐资济贫、修路修桥,凭着身份地位、文化财力,故能得到乡亲们的尊重与拥护。费孝通先生说拥有权力和财富、植根于土地的乡绅阶层,连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成员与国家,同时充当了乡村的治理者,这就是乡绅的作用。曾有人评说,如果说贵族文化是英国文化可以骄傲的地方,那么,乡绅文化也是中国文化可以骄傲的地方。现实中,当一个法治力不是很强势、又缺少传统文化维系的社会,在当前乡镇村管理架构下,乡绅式管理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。可惜的是,存在于中国社会千年的乡绅以及乡绅文化,被历史车轮辗出了中国广大乡村,其功过是非得失成败,自当留于后人评说。


    正是有着一个稳定而延续的乡绅阶层作底蕴,谭邦村虽因军功兴村,但还是坚守着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文化价值,使儒学传统根基深扎,尚武风气得于弘扬。谭氏族人作为客家人,崇文重教的风俗更不会改变。在谭邦城内,分别设有讲学厅、大书房,宽敞的讲学厅,足够容纳谭氏子孙的学而优则仕的梦想,满是青苔的阔大厅堂,时至今日,仿佛依然回荡着朗朗书声。


    谭氏族人对读书的追求,还可以通过一个保留了几百年的小屋舍来体现。


    在下祠堂中和堂旁边,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叫做课罚室的斗室,名字取得特别雅,叫做“延贤书屋”。既然是课罚室,不管名字如何雅,肯定不会是享受的地方:小屋依靠厅堂而建,醒目地直立在村道旁边,瓦面是单向一倒水;一扇西向半开的窄门,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老锁,门楣上砌着“延贤书屋”四个砖雕字;屋内阔仅斗方,一张床都放不下,只摆放了一张小桌和两把椅子;窗子自然是没有的,在墙上掏几个小洞,权作取光并通风之用。可以想象,昔日里,有不听先生教诲的顽童,或每每在课间打闹不堪,或前仰后哈瞌睡难醒,或口诘语嗷背书不出,或冥思苦想写文离题,在戒尺与呵责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,长胡子先生便在众童的睽睽瞩目下,将其提留出来,锁到延贤书屋或面壁思过、或背书、或写字。门一锁,在闷热潮湿的炎夏,或者四周漏风的寒冬,眼里再也没有了桃红柳绿、蝶鸟虫蚁,少年骚动的心就会暂时的静下来,在慢慢收起泪水后,大声诵读起“铁如意,指挥倜傥,一座皆惊呢~~;金叵罗,颠倒淋漓噫,千杯未醉嗬~~无端长啸,刘元海同此丰神;未敢明言,周文王已先位置……”。随着脆脆的童音在悠悠的巷子里传出,耕作归来的叔伯,池塘浣衣的婶娘,楼上绣花的姐姑,凝目聆听一会后,微微一笑,然后重忙手中的活计,继续融入谭邦村的鸡犬牛羊、渔樵耕读大合奏中去了。


    正是谭邦村保持对读书育人和传统文化的尊崇,所以延贤书屋几百年来直立该处,没有拆除他用,也没有被改作猪圈牛栏,因为它就是一个用来劝诫子弟的建筑戒尺。不认真读书,就要关进延贤书屋,这也许是谭邦村人用于警告子孙的常用语。不知道当时谭邦村的女孩会不会进学堂,有没有读过《弟子规》《孝女经》,“二十四孝”的故事有没有在谭邦的女性中流传,反正村里出了个著名的孝女,又是节妇,她就是谭邦惟一一座牌坊的纪念者、后人传说不尽的谭开姑。


    六、孝贞之坊


    在早年间,一进入谭邦城南门,就可以看到一个精致的牌坊。说它精致,却只能从现存残留的碑刻和老人的口头描述中来想象了,因为这个牌坊毁于上世纪的破“四旧”运动。尽管如此,数段一鳞半爪的残碑,和故老相传的掌故里,也让传说近两百年的谭开姑,鲜活地闪现在今人的脑海中。


    谭开姑感动族人、让族人为之竖牌坊,在于她的贞孝高洁。


    传说她是谭乔彻的嫡传后裔,生于康熙年间,“德言容功”均好,性情贤淑温婉。及笄之时,父母为其择定邻村钟姓子弟,可惜天妒良缘好事难圆,未婚夫竟然在婚嫁之前一病不起。而谭开姑从此“屏膏沐卸铅华淡素自若”,不愿再嫁,一心一意侍奉双亲,直到母亲八十多岁去世,她于次年“沐浴整衣端坐而逝”,时年五十二岁。族人感于谭开姑的贞节贤孝,遂为之竖立牌坊以纪念。


    为守节的女子立牌坊,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,特别是安徽皖南各村落尤为出名,像进入张艺谋电影视野的棠樾牌坊群,就有多座贞女节妇牌坊,所以有一座谭开姑贞孝牌坊并不稀罕,但整个赣南地区,留存的牌坊还是很少的。这并不是赣南不讲节孝忠义,不重视道德标杆,究其原因,有多方面。最关键的我觉得有二,一是跟客家重实用轻礼教的风俗有关,比如始于宋代的最大陋习——女子缠足,祸害了中国女子近千年,但在客家人中,就不兴缠足,而是推崇“天足健妇”。客家人从中原南迁过来,多生活在山区,子孙满堂、后裔兴盛是先辈的愿望,人丁增长才是宗族发展的硬道理。皖南徽州重视经商,民间说法是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”,当地的男丁长年奔波在外,四处经商发财,妻妾在家独守,需要牌坊倡道,需要牌坊看家。客家男子则是多在家耕读,所以对“妇人之节”的理解与宣扬之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,对寡妇再嫁、多育子孙并不排斥,实用追求决定民风走向,竖立牌坊的积极性自然就不会那么高。第二个原因应该跟经济实力有关。一个精致牌坊的建造,在农耕时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活,需要高超的工匠和厚重的条石,这都是耗费银两、大费时日的大事。昔日徽州府牌坊林立,主要原因是徽商发达,财源滚滚。在全国各地行走的徽商们挣得了许多白花花的银子,奔波几十年回乡后,看到在家尽孝教子的女人们劳作之累,静守之苦,心意之诚,有的甚至为了自家男人一个虚幻的发财之梦,献出了青春甚至生命。被徽州女人感动了的男人,把满腔的愧歉与感激之情,化作了一座座重金修建的精致牌坊,镌刻成一个个具象化的家族传说,直至今日,在和暖的阳光下,一座牌坊记录一个女人的一生,一座牌坊传颂着一个后人感慨的故事,也上升为一句句宗族姓氏的道德条文,照耀着后世族人继续循走着传统道德之路。


    曾经有许多国人对牌坊抱着偏见甚或抵触心理,轻易简单地评判为封建社会的遗毒,口诛笔伐,推碑砸坊。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道德传统中,我们历代先人们特别注重建立和维护民族信仰和道德标杆,反映到理论高度,就是我们一直批判的“礼教”。其实“礼”就是国家、社会和家庭秩序,是法律与道德的秩序,没有了这种秩序,就是礼崩乐坏,可能天下会乱,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必须遵守的规则。纵然到今天,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之“礼”,也一直没有停止树“牌坊”,只不过这个“牌坊”是多方面,有形的或是无形的,现实的或是虚拟的,比如有形的纪念馆、纪念碑、先进典型雕像,无形的全媒体好人事迹宣传,感动中国人物评选,还有四处可见的横幅标语,都是道德教化的手段,其社会功能类似于牌坊。所不同的只是我们推出的先进典型太多了,又宣传得太完美和高大上了,加之手段又不如牌坊这样艺术化和民族化,所以效果还不如牌坊好,自然多数典型很容易就进入了滚滚的历史烟尘当中了。


    现在社会中,在物欲横流的当下,有的人缺少了基本的信仰和道德认知,缺乏道德与行为的底线,缺乏廉耻之感,丧失感恩之情,没有敬畏之心,什么事都敢干,什么话都敢说,什么“角”都去演,使我们的传统道德面临着重大的危机,“礼崩乐坏”离我们并不遥远。近年来,很多人也意识到了这个关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,纷纷从世界现代文明、民族传统文化、时代发展潮流等角度寻找挽救之策,重建之方。其实不管怎么找,维系中华文化与道德的“礼”不能破,民族信仰的牌坊不能推倒,民众道德的牌坊不能摧毁,是非荣辱的界限不能混淆,纵至信息社会的今天,人们更需要民族文化的真正回归,更需要心灵皈依的精神家园,更需要有衡量信仰、明辨是非、指引方向的民族牌坊。


    话题回到谭开姑牌坊来。也许于谭开姑而言,守节不仅仅是为老母尽孝心,陪母亲一起慢慢变老,更多的是她对未婚夫的忠诚。因为在赣南乡间,客家女子不会像大户小姐一样,大门不出,二门不越,而是自小就需要跟着父母在田间劳作,莳田割禾,耕地放牛,上山砍柴,样样都来,所以对于邻村的“那个他”,也许曾听说过,也许也曾路遇过,也许本来在内心就很钟情,所以他走了,心也就被他带走了,年少青春的快乐也散了,心如止水,难起涟漪。守住内心的那份追念与回忆,或许比换嫁新人来得更安详宁静与丰盈满足,这也许就是谭开姑的真实内心。从今天来看,坚持内心的价值取向,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执念,信守于自己的人生承诺,这也许是谭开姑牌坊的最大文化与社会价值。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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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七、忠孝谭邦


    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中,家国情怀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情怀。出于《礼记》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就是对应的具体化人生追求。“修齐治平”的思维过程是通过自省,使自己在做人做事做到真诚成熟干练,并努力断恶修善,使自己的修养和智慧得于增长,进而经营好的家庭。家庭是国家的缩影,能够经营好家庭,在为国家服务时,就有治理好国家的能力基础。一个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人,那么他也应该能让世界和谐,天下太平。


    谭邦村谭乔彻的社会功绩在于他帮助国家平乱,恢复了当地秩序,并把自己所做的一切视为臣民责任,坦然放弃奖赏,回到故土并继续为家乡稳定做贡献。这种对国家的奉献,对职守的敬业,对乡梓的回馈,当然还有对君父的忠诚,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“忠”和“义”的基本体现,一直是中国人最高的价值信仰,是人生取舍的衡量方向。


    一个对国家忠诚,对社会对乡梓做出巨大贡献的人,中国人总是习惯以国史、府(州)志、县志或者族谱一类的方志来记录他、颂扬他,或者立碑、建祠、塑像、命名,在民间甚至封之为当地城隍社官土地爷,来让他青史留名,千百年后与人民同在,而不会让英雄或乡贤籍籍无名,沦为烟尘,这是中国传统的人物史观。谭乔彻生前功绩与留下的这座城,是人们对他的奉献精神的另一种记忆方式,他的“忠”和“义”,就凝固在解甲之后,他坚守在大山深处这座麻条石筑就的小城内,安坐在阔深如“白虎节堂”的大屋中,让后来人在谭邦城长满陌陌青草的街巷间行走时,想到了一介平民对国家的忠义、对社会的担当、对乡邻的携助。


    作为谭乔彻的嫡传后裔,女性谭开姑展现的是家国情怀的另一半,即对家的“节”和“孝”。从谭开姑往事来看,她对未婚夫的守望,就是古代社会女性最推崇的“节”,代表的是一种承诺、一种情义、一种精神取向。谭开姑在守节中尽孝,几十年如一日,尽心侍母,回哺娘亲,赢得了族人的敬重,体现出了中国最永恒的价值观——“孝”。她“节”“孝”双全,坚守与顺从并重,正是一个族群、一个村落、一个家庭的要大力弘扬的道德风气,活着就是一面旗帜,逝后更应竖立一座碑坊,为族风家风的形成与维系提供了一根高高的标杆。


   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,也有恒古不变的价值因子,两者交相重合交融,丰富派生,反映出时代特色和文化传承。在中国传统民众的家里,向来有“一等人忠臣孝子,两件事读书耕田”这样的追求,耕读传家成了许多家庭门楣上的题额,读书可明大义、出人才、育书风,耕田可避饥寒、健体魄、育后裔,两者进可入仕,出将入相、光宗耀祖;退可守本,延生子息,传承香火。谭邦前后祖(玄)孙两个名人,忠臣节妇孝女都有了,从军读书耕田也有了,正是谭氏族人追求的“忠孝节义”最高境界的“一等人家”,这种人物、事迹、建筑与史迹遗存,给谭邦人带来了无尽的门庭荣耀与自豪满足,进而在内心精神与血缘特质上衍生出来的充沛与丰盈,是任何金山银山所无法企及和达到的,这就是在价值信仰和道德文化大视野中,“忠孝谭邦”的真正意义!


    八、文化断垣


    历史的车轮总是往前的,在车轮下面,有的零落成泥碾作尘,有的倔然挺立胜从前。五千年的中华史,就是无数的英雄好汉起起落落,无数的雄构豪宅毁毁建建。


    谭邦城建成非一日之事,诸多带有鲜明客家特色的官衙、祠堂、民宅、义仓、牌坊、书屋等建筑,是一砖一瓦,一檐一柱的搭起来的,据说这是集中了九九八十一个南康老木匠、老石匠师傅才搭建成功的。想像城池正堂落成之时,定是城垛耸翠,上出重霄,新屋栉比,池塘鳞次;城庆之日当是华灯高悬,宾朋满座,胜友如云,一派人丁兴盛气象。每每逢年过节,或是春秋祭祀时节,外出的游子回家了,外嫁的客女省亲了,鞭炮声声,唢呐长长,老人笑开颜,稚童讨吉祥,一个坚硬的城堡顿时软了,一座严肃的村池活了,此时的谭邦,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客家山村,一个谭氏族人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归地。


    历史风尘弥漫,朝夕散尽繁华。


    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,城镇化浪潮不可遏制地冲击着这个偏僻的山村,岁月是条革故荡新的河,农村的衰败与落寞不可避免。青少年外出求学,青壮年打工创业,谭邦城门口的石凳上,只剩晒太阳拉闲话的老者稚童,整个城堡静静的只有牛叫鸡鸣。村巷中,疯长的蒿草已淹没了麻石墙基,顶梁空阔的祠堂里,寂寥得只充满了筑巢鸟雀的聒噪,一溜青苔,茵茵地铺满了已没有了青砖的地面。山川依旧,城池渐老,繁华散尽,人去楼空,路边巷尾的断垣残院,枝叶背后不时闪露的精美砖雕纹饰,却依然默默向后来人诉说着谭邦曾经的繁华,也许那个魔芋高长的后宅院,就是谭开姑们少女时嬉戏的绣楼,她们一边跟着奶奶母亲做女红,一边听着延贤书屋那边传来的书声,闺房的心儿也飘到了云天之外。果真是“陋室空堂,当年笏满床。衰草枯杨,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,绿纱今又在蓬窗上。”


    其实谭邦庭院的衰败不仅仅在于今天,更在于那场举国遭逢的文化浩劫。


    据村里老人讲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,谭邦还牌坊高高,庭院深深,巷道幽幽,四门雄据,谭邦城还是一座城池。屋角檐下的“牛鬼蛇神”还在,墙头壁上的精美砖雕犹存,谭邦村还是一个矗立着众多历史建筑的明清村落。可惜后来,针对传统文化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,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,老祖宗留下的一切都成了现代“堂吉诃德们”眼里的风车,成了自己树立的敌人。怀着破旧立新狂想的人们,极端睥睨老顽固们留下来的东西,城墙留下来有什么用?厚大的城砖,拆下来修水库;牌坊是禁箍妇女自由恋爱追求幸福的封建思想遗毒,砸掉它,让新一代妇女得到人性大解放;祠堂改作了大队仓库,书屋里传出的不再是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,而是激昂的语录声;城门驶不进拖拉机,拆掉墙洞铺马路。如今在村里,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一个雕刻于200年前的精美石雕,烧制于康熙年间的青砖砌成了鸡窝,残断的明朝廊柱横摆在菜园中,残留的民国月形门下生长着茂盛的秋葵。就这样,一个带着鲜明特色的明清古村落,被毁得面目全非、残缺零碎,数代人的乡愁与记忆,化成了梦中的文明碎片、遥远家园。

    谭邦城的直接毁坏起于那个荒唐的年代。但在今天,依然不止,不过毁坏呈现的是另一种方式——建,毫无秩序毫无文化内涵的建。


    村民有钱了,首先想到的就是盖房子,似乎唯有华堂新屋,才能荣耀门庭、争光宗族。当年取得功名之后的谭乔彻是如此,当下的谭氏子弟也依然如此,此等情结历经数百年而不改。但是当年谭邦村的建造比现在盖房更有组织性、科学性,先人们讲究礼法尊卑,讲究风水格局,讲究天人合一,对整个村落的生活起居、饮食种植、教育祭祀布局,有着很强的系统规划与功能区分,甚至还有体现地域特色和传统审美的建筑外观设计。而现在盖房子,是摊大饼式的盖,谁家有钱了,村乡一批准,就圈地占水,拆老建新,谭邦的村落格局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【注】。比如一进南城门的池塘边上,原来矗立的是两栋青砖民宅,无论建筑风格还是外在色调,均与旁边的祠堂、义仓和五神庙是相协调的,汇成了“青砖乌瓦碧池塘,祠堂庙宇和民房”格局,显得错落有致,风景宜人。而就在笔者探访谭邦的2014年,居住该处两家村民拆掉了旧屋,在原址上各修筑一幢非常洋式的别墅楼房,而且为了追求时尚,他们居然还在门庭处树立了两根罗马柱。罗马柱代表着什么,是希腊文化的典型象征,代表着纯粹的西方文明,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是格格不入的。这两幢别墅占据了谭邦好位置,但极大地破坏了谭邦风格与布局,整个村景受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。


    而这样令人惋惜和遗憾的建设依然还在进行,谭邦的西半部村落数处楼房还在施工,水泥钢筋将承载了几百年的青砖挤到一边,脚手架张牙舞爪地伸向空中,在别墅外墙瓷砖映衬的夕阳下,东半村的老房子,显得更加破败与不堪。相关部门再不干预,建楼还不停止,古老的谭邦不会再是谭邦,雄奇的谭邦只会成为一个传说。


    【注】因为乡村士绅结构的彻底破坏,宗族管理的权威性与号召力越来越小,村民的农民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,底线丧失、敬畏缺乏,更主要的是文化素养的缺失,利用盖房抢占公共用地的事件越来越多。


    九、古村重生


    2014年8月,江西省公布了第五批3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,其中南康谭邦村榜上有名。相关报道称,谭邦村依然保持着较为完整的空间格局、古建筑群和历史环境,真实记录了传统建筑风貌、优秀建筑艺术、传统民俗民风和原始空间形态,成为江西省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
   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,城市扩张呈现加速度态势,由于GDP对土地财政的极端需求,在追求快速发展、获取短期政绩的冲动下,土地上的一切都成为建设房地产和工业区必须推掉的障碍。在这种态势下,中国历史建筑遗存受到数千年未有之生存挑战,从北京城到谭邦城,从四合院到石库门,从名人故居到客家围屋,势若危卵,岌岌可危。于是,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,历史色彩斑驳迷离的老宅与村落不堪一击,在四起的烟尘中轰然倒塌。在我们身边,不断有百年老桥、民国故居等老建筑在历史学者和民间人士孤单的惋叹声中,化作一片砖木废墟,文物保护单位没有什么一票否决权。旧城改造,已经毁掉了我们的无数古城,征地拆迁,使无数承载历史的城市边村消失于无形。历史学家侯杰说过,对历史建筑的野蛮拆迁,是对文化的亵渎,也是一种“文化自杀”。在美国,对有一百年以上的建筑,不管是公家的还有私人的,都视为历史建筑,如果需要拆迁,必须经过文化部门认证和议会批准,而不能随意拆迁改造。然而我们有的决策者,因为对商业价值的追求,又缺乏对传统文化基本的尊重与敬畏,对历史遗存弃如敝履,对传统文化漠然视之,这是非常令人遗憾与惋惜的。


    所幸的是,近些年来,随着旅游文化和传统国学的兴起,国人对古村落古民居的审视与理解越来越深刻。作为民族血脉的传承范本,古村落古民居是具有生生不息历史承载的活化石。留存了中国传统乡村,就记住了中国人的乡愁;留下了中国特色民居,就留住了千年的农耕文明;还原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,就传承了有形有质、活色生香的中华道统。


    作为活生生的历史文化遗存,古村落比古墓群的保护要更难一些,因为它面临的不仅是直接的挖掘与朽坏,更多的是以改善生活环境的名义,进行彻底的改造与拆除。现实中,保护与居住委实是对矛盾,祖房旧了,或朽,或倾,或遭来白蚁,只要还有人住,就要去修缮或者改建。但要做到修旧如旧,传统工艺、民间匠人难于找到,同类木料就也难筹集,资金就是更大的难题。在多数屋主看来,修个旧房子,还不如另起一幢钢筋水泥的洋楼来得快,如果不是政府出资,谁会去修葺。而对于政府而言,不是列入文保项目或者名单的民居,或者列入了但在短期内无法通过市场开发取得效益的,又哪来的下拨资金资助修复呢?难题不仅在谭邦村出现,在古村大省的江西处处可见,并且在如同江西一样的许多欠发达省份,其古村落都存在同样的保护之困。不是有报道吗,有的浙江富商将徽派民居整幢买走,原样搬走,异地重建。但这种重建形成的是一种“僵尸民居”,没有原住民居住,老房失去了灵魂,民居只是躯壳,断难再现徽派建筑之韵,这不是真正的保护。


    对于保护,很多人第一反映就是搞旅游开发,在城门前横个杆,卖票入城,收钱养城,才能够实施保护。通过旅游开发实施保护,也没有错,但这种理念是初级而单薄的。以吸引人气赚取钞票为目的,简单进行策划包装后就投入运行,或者商业化过度运作,引进许多与景区文化内涵格格不入的旅游项目,对村落进行夸大宣传,提早消费古村资源,这都是保护性破坏!


    真正意义上的保护,是立足于系统而整体、坚持“活体样本式”的保护,才是最顶端而科学的保护。具体而言,就是要寻找和发掘谭邦城的文化内涵,从谭邦城的起源、建设和历史中,整理谭邦名人故事、传说,依附谭邦建筑而派生的掌故、往事,以谭邦为代表的当地民俗风情、语言饮食、民间文化等等,以谭邦城寨为核心载体,进行立体式的文化重塑和艺术包装,坚持谭邦的原住民、历史事、老旧物、传统态同时保存,体现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,最终以明代城堡、客家村寨的定位,呈现在旅游者、研究者和关注者面前,这才应是谭邦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。
     
    注:此文参考过嘉靖34年、乾隆18年、1990年版《南康县志》,1984年《南康县地名志》,《南康木匠客家文化》,和其他介绍南康谭邦村的文章,对相关编著者表示感谢。
     
    作者:吴荣康,南康人,长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,人文历史爱好者。2014年从驻赣部队转业,现任中共赣州市南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区社科联主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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