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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谭嗣同的现代时间观
    发布者:admin06 发布时间:2015-04-27 点击次数:


    ·无限杂思·

    对传统上的延年,谭嗣同称之为“延梦幻耳,非延年也”,延与不延没什么两样。


    刘洪波/文

    谭嗣同、唐才常的浏阳算学馆七日一休,还只是为交涉外事时“出门合辙”作预备的养习,与熊希龄等人1898年在长沙创办延年会,表明谭嗣同有着明确的现代时间观。

    在汉语中,“延年”不是一个新词,宋玉《高唐赋》中就有“延年益寿千万岁”的说法。延年、延寿、龟年等在古代是常用人名,寄寓生命长久之意,“或芝菌导引,熊经鸟伸,或丹饵服食,玉浆甘露”。

    作为一个变法派组织,延年会不是集合一班人探求怎样活得长久,谭嗣同对延年另有定义,那就是时间的有效利用,用他的说法是“简捷”。在《延年会叙》中,谭嗣同断言西洋之兴盛“非有他术,特能延年”,“地球公理,其文明愈进者,其所事必欲简捷。”

    对传统上的延年,谭嗣同称之为“延梦幻耳,非延年也”,延与不延没什么两样。因此,谭嗣同不是叹息个人生命的短暂,而是主张对时间重新安排。他将时间和生命纳入“天下之大势”下考虑,将单纯的寿命短长视为无意义,而着意于生命与“文明愈进”的关系。看来,变法失败后他选择引颈就义,实非头脑发热,而是有着理性的基础。

    在谭嗣同看来,交通工具使“年不耗于行旅”,邮政系统使“年不耗于书问”,机器生产使“年不耗于工作”。进步减少了时间消耗。这一认识与马克思所说“一切节约,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”有相通之处。时间与效率划等号,对时间进行有效管理,谭嗣同抓住了现代时间观的核心。

    谭嗣同花很大篇幅指斥浪费时间的社会习俗:“宾客之不时,起居之无节;酒食之徵逐,博弈之纷呶,声伎戏剧之流连忘返”,交游往来繁文缛节,“精力以之消铄,光阴以之虚縻”,“寻无味之语言,弃有用之日月”。因而,延年是通过节约时间达到相对延长年寿,“明去其纷扰以耗吾年者,即以所腾出闲暇之年,为暗中增益之年”。这还不是目的。把时间节省下来,“一日可呈数日之功,一年可办数年之事”,“一世之成就可抵数世,一生之岁月恍历数生,一人之才力若并数人”。

    这样,谭嗣同又改变了时间的属性。传统上,国难当头也有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但只是个别人的壮烈气概,不要求于一般人。一般情况下,生命属于个人,感叹时间短暂也是基于个人。但在谭嗣同这里,生命和时间的意义在于用来为社会做事。习俗之必改,不在于它延误个人,而在于妨碍为社会作功。这既可以理解为谭嗣同认定社会处在国难的连续过程之中,更可以理解为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认定,人的时间理所当然地服从于社会的需要。这是顾炎武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论的延续,更是国家、民族和社会对个体的身体、能力和生命有权且应当直接征用这一“现代意识”的表现。

    为了预备应召,延年会着手变革个人的生活习性,包括作息、会客、答拜、请客、着装、娱乐、书函等方面的规定。作息有制,“每日六点半钟起,学习体操一次,七点钟早膳……三点钟至六点钟读书……十点钟睡”,这是直接的时间管理。会客有规,要事来商要先约定时间,过时迟到者不候不见。请客有度,娱乐有时。种种重新安排时间的规定,都为了“持藐藐之躬,与物为构,得以专精致力,从容舒布”。延年会是为变革社会风俗而结社,而非个人兴趣集合。

    现代性在中国的生长与危亡主题相伴,相当多的人认为“救亡压倒启蒙”,导致了后来的悲剧。其实,这是对救亡主题的关注遮蔽了现代性的本质。现代性内含的物竞天择观念,使所有的国家都失去了安全感,都潜在地存在着救亡主题,先进者打人、落后者被打,打人者抱着优越感的同时也深含危机恐惧。民族国家、“军国民”教育、全球性的征服、掠夺、屠杀等等在现代化和启蒙之下应运而生,世界市场在世界硝烟中实现,两次世界大战则是现代性危机的大暴露。中国的救亡,不过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实困境下“师夷长技”的反抗,不是启蒙的中断,而是启蒙对弱者的特殊实施。

    刘洪波  1966年生,湖北仙桃人。本报评论员,高级记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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